忆法援， 不负韶光

如果记忆是一条长长的河流， 那华政法援在第二届主任房明的记忆中， 一定是一群上下翻腾的鱼儿， 激起河中朵朵浪花。房明用质朴的语言与满怀深情的笔调， 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法援的众多初次尝试与艰难摸索， 有成功， 也不乏遗憾， 但不变的是他在法援不负韶华的决心和对法援不改的初心。

本人于 1998 年至 1999 年担任华政法援第二届主任。 当时法援正式运作的年头还不长，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都在摸索之中。当时的我们不乏使命感、 事业心， 做事情没那么讲究回报， 对未来有很多的憧憬， 但多少带了点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我记忆中，法援的经历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更多的是一件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琐碎， 但也常常让长大的我感觉温暖。

我在法援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模拟法庭比赛，相比后来院系组织的模拟法庭， 我们的班底十分简陋。从缠着学长帮忙写案例剧本，到凑出一堆破破烂烂的道具， 再至每次排练时一个个跑寝室招呼人，最后张罗到校外交流演出。这一整个过程中， 我有时感觉自己是监制， “大权” 独揽，有时感觉是编剧， 熬夜改本子， 有时又是副导演， 脏活累活都得干， 还得伺候 “大腕” 。记得汇报演出时，最后法官宣判被告无罪释放， 场下同学们都欢呼了起来， 而那时我坐在台下， 眼眶竟有点湿润。

法援历史上第一次公民代理案件， 就是在我任期内进行的。如今回想起来， 依旧意义非凡。当时同学们为此认真准备， 积极迎战， 首次上庭旗开得胜， 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被援助者也送来了锦旗表达感谢之情。其实开庭当天， 我们身着学生装束， 五六个人略带忐忑地来到法院，随后发觉竟然是被告缺席的审判，最后循规蹈矩地完成了流程。传说总是精彩的， 现实则大多不太完美， 但在我的记忆里， 这些往事依旧带着色彩。

第一次组织较大规模的对外法律援助活动， 是老龄工作委员会举办的。尤记得那个服务站成立时声势浩大，几个学校的法学院都派了人参加。当然， 我们人最多， 地方离学校也近。开幕时， 各学校都要派代表上台讲两句， 我当时还在盘算讲点什么。突然， 时任副院长童西荣老师问我， 怎么校徽都没带。一看其他学校的都带了， 我顿时慌了神， 心急火燎地出去打公用电话， 呼喊舍友迅速搜集若干校徽骑车送过来。那天天很热， 我在路口等了很久才等到。但等到我大汗淋漓地跑去现场，才发觉开幕式已然结束， 庄晓峰同学代我去发了言。其实当时我一点没有不愉快，因为那时我还特别怯场， 一上台舌头就打结， 甚至曾经因为紧张到身体发抖，用颤抖的声音给新生们传递法援声音，最后深鞠躬时还一头鞠在了话筒上， 全场哄堂大笑。

说到和法援的离别，我记忆中不是那些慷慨陈词， 或者悲壮地转身离去。而是我大三结束时的夏天， 我曾经的搭档、 法援真正的创始人之一、原法援副主任、1996级学姐、 经济法系的戚杏同学生病住院了， 我和几个法援伙伴去看她。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戚杏说， 也许这次以后， 我们大家就再也不会再见面了。我当时听了很惆怅， 但也许是年少轻狂的缘故，这种惆怅感也只是一刹那的事。那时真想不到，2000 年之后， 我们确实也再没见过。

碍于篇幅， 我在此搁笔， 记忆真要串起来， 有时真是没完没了。 我突然想起 《阳光灿烂的日子》 里， 夏雨在最后部分说的话———他其实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梦幻， 哪些又是自己说过的慌、 吹过的牛。 除了文中提到的事， 关于王远老师、 程宇、 王凯、丁德应、 薛袁庆、 张艳、 王琰、 陈斐轶、李璟璐等同学， 我都有好多无法忘怀的片段在脑海里。 有时我也会想： 那些故事、 或者故事的那些部分是否是真实存在过的？ 还是因为我自己想拥有那种迷茫和惆怅的青春， 而存在于我脑海里的映射。但我怀念他们。

谨此纪念， 祝法援人永远青春。